入世與出世是對立的，正如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也是對立的一樣。中國哲學的任務，就是把這些反命題統一成一個合命題。這並不是說，這些反命題都被取消了。它們還在那裡，但是已經被統一起來，成為一個合命題的整體。如何統一起來？這是中國哲學所求解決的問題。求解決這個問題，是中國哲學的精神。

中國哲學以為，一個人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行動上完成這個統一，就是聖人。他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。中國聖人的精神成就，相當於佛教的佛、西方宗教的聖者的精神成就。但是中國的聖人不是不問世務的人。他的人格是所謂“內聖外王”的人格。“內聖”，是就其修養的成就說；“外王”，是就其在社會上的功用說。聖人不一定有機會成為實際政治的領袖。就實際的政治說，他大概一定是沒有機會的。所謂“內聖外王”，只是說，有最高的精神成就的人，按道理說可以為王，而且最宜於為王。至於實際上他有機會為王與否，那是另外一回事，亦是無關宏旨的。

照中國的傳統，聖人的人格既是“內聖外王”的人格，那麼哲學的任務，就是使人有這種人格。所以哲學所講的就是中國哲學家所謂“內聖外王”之道。

這個說法很像柏拉圖所說的“哲學家——王”。照柏拉圖所說，在理想國中，哲學家應當為王，或者王應當是哲學家；一個人為了成為哲學家，必須經過長期的哲學訓練，使他的心靈能夠由變化的事物世界“轉”入永恆的理世界。柏拉圖說的，和中國哲學家說的，都是認為哲學的任務是使人有“內聖外王”的人格。但是照柏拉圖所說，哲學家一旦為王，這是違反他的意志的。換言之，這是被迫的，他為此做出了重大犧牲。古代道家的人也是這樣說的。據說有個聖人，被某國人請求為王，他逃到一個山洞裡躲起來。某國人找到這個洞，用煙把他薰出來，強迫他擔任這個苦差事。（見《呂氏春秋·貴生》）這是柏拉圖和古代道家的人相似的一點，也顯示出道家哲學的出世品格。到了公元3世紀，新道家郭象，遵循中國哲學的主要傳統，修正了這一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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