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金、元至本朝，從題跋就能看出，眾人對此畫的作者、創作過程和時間皆有疑問和考據。

本朝第一個題跋的人叫吳寬，朱翊鈞看一眼名字就能說出他的生平：“他是成化八年的狀元，也是弘治皇帝為皇太子時的老師。”

吳寬提出一個疑問：如今宋徽宗的《宣和畫譜》完好的儲存，裡面記錄了他收藏的兩千七百餘副畫作。以《清明上河圖》作者張擇端這樣的本事，《宣和畫譜》卻未有記載，實在令人生疑。

接下來就是剛才徐渭提到的“李閣老”，正是弘治、正德兩朝內閣輔臣，也是當時的文壇領袖李東陽，大明第二個諡號“文正”的文臣，傳世作品數量驚人，傳奇事蹟能著一本書。

李東陽先後兩次題跋，時隔三十年，第二次題跋，足有八百餘字，其中寫道：“所謂人與物者，其多至不可指數，而筆勢簡勁，意態生動，隱見之殊形，向背之相準，不見其錯誤改竄之跡，殆杜少陵所謂毫髮無遺憾者。非蚤作夜思，日累歲積不能到，其亦可謂難已。”

朱翊鈞也從題跋中發現了一些趣事，前面有一個署名李祁的題跋，是李東陽的五世祖。吳寬和李東陽都是在同一人手中見過此畫，後來此畫又到了李東陽手中。

最後一個題跋的人叫陸完，他回答了吳寬的疑問：《宣和畫譜》之所以沒有收錄張擇端的作品，就像《宣和書譜》沒有收錄蘇軾和黃庭堅的作品一樣——得罪了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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