張閣老還給大家算了一筆賬，把“生絲”稅均平到六縣的田畝中，折銀繳納，比起之前，所繳納稅銀其實還要少一帶你。為了平息此時，朝廷在一段時間內再給予當地一些稅賦上的優惠，老百姓的負擔非但沒有加重，甚至還減輕了不少。

這聽起來是個完美的解決方案，案子本身得到了公平解決，老百姓的負擔也減輕了，更重要的是推行了“一條鞭法”，給其他地區的百姓做了個好的示範，也能起到一定積極推動作用。

設想很美好，但落實起來卻困難重重。因為連朱翊鈞這個十來歲的孩子也明白，此案件的根源並不在徽州六縣的老百姓，而在那些掌握更多資源的鄉紳手裡。

無論是均平“絲絹”稅，還是推行“一條鞭法”，減輕的都是老百姓的負擔，而透過清丈土地，統計出大量隱田，這些鄉紳就要承擔更多賦稅，只有維持原狀，他們才能利益最大化。

普通百姓每日都在為吃飽穿暖而奔波，朝廷這個解決方案頗顯誠意，稍微在民間造造勢，反對的人，立刻就能倒戈，轉而支援朝廷。

難搞的就是那些鄉紳鄉宦，他們才是鬧著要“民變”的那群人。

對此，張居正也早有準備，南京兵備道接到命令，立刻發放憲牌，派遣軍隊前往徽州府。

南京兵備道，就是南直隸地區的駐軍，憲牌就是捕人的票牌。

朝廷的行動並沒有事先通知徽州府衙，兵備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逮捕了一個名叫程任清的婺源縣人，據稱是他成立了議事局，也是他最先煽動老百姓議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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