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成為母親以前，我從未真正理解過母親的選擇，我發現我很難把她從我的母親——那個壓迫者——的身份中剝離開，把人還原成人是困難的。從未有人真正做到過這一點，人是複雜的社會生物，每一項決定看似由自己發出，其實都有背後的文化成因，且對其所投身的社會產生反饋和影響。但我還是願意去做這個嘗試。

起先我讀的是理科，在我的母親的要求之下，入學時我的專業是醫學，畢業以後我並沒有按照她的願望保研到北京協和醫院，而是考入一個文科排名靠前的綜合類大學，研讀社會科學。我的研究方向主要聚焦在性少數群體，這是梁玲阿姨帶給我的影響，我常常在文獻中看到類似的觀點：日漸增多的酷兒文學顯示出“社會經濟的不穩定，會在邊緣性少數者的生存壓力上體現”，這類文字的著眼點“並非lgbt群體的公民權，而是若不借助其經濟勞動者的形象，就無法想象他們其實也是一般人的現象。”

在最初的震驚過後，母親和父親再次迴歸了父母的身份當中，我意識到人對一件事情的認知是有強大慣性的，十六年間他們都是如此，哪怕有朝一日我知曉了他們的身份，他們依然還是我的母親和父親，和從前沒有太大變化。

生下我以後，母親再次投身於工作當中，同時店鋪也給她帶來了穩定的收入，以至於在後來的裁員大潮當中，她和其他很多人一樣下了崗，卻因為擁有副業，依然和以往一樣繁忙。那一年我十八歲，和母親的戰爭因為我去外地讀書而告一段落。父親承接各種工程，總是有很多需要應酬的時刻，很奇怪的是母親從未有一次因為這件事和父親吵過架。我想他們之間的羈絆確實讓他們有種我無法理解的默契，這對我來說是一件好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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