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可以的話，陳韶並不想觸及自己今年到柏林之前的回憶。卻真的忘不掉。

柏林熱鬧的大街人來人往，走了這麼遠才見到一個乞丐。大周人口眾多，乞丐比例和德國差不多，數量自然會多些。

然而印度的乞丐是完全不同的事情。在孟買的街道上，成群結隊的瘦弱小孩子沿街乞討。人流量很大的路段，坐在街邊的成年印度乞討者一個挨著一個。窮困已經不是針對少數人的厄運，而是覆蓋了印度貧民窟的常態。

三年前，也就是1897年，陳韶跟隨母親陳馨婷參加了徐衍先生的葬禮。徐衍先生是陳韶母親的好友，也是著名的記者作家。他最出名的一篇報道是在1852年寫的《包身工》。

在大周保定陸軍校園的私下社團中，對徐衍先生的評價頗為分裂。大同社就認為徐衍先生的《包身工》開創了基於勞工立場的批判。

陳韶則對《包身工》裡面那位被稱為‘蘆柴棒’的小女孩印象深刻。文章裡面寫，她的手臂如同蘆柴棒般乾枯細小。這是相當挑戰想象力的描述。

直到1900年5月，親眼在印度貧民窟裡見過成百上千的印度‘蘆柴棒’，陳韶才明白作家對1850年大周的描述並未誇張。自大周1870年新政後，遍地骨瘦如柴兒童的赤貧局面只是在大周消失了。在整個世界依舊廣泛存在。

也是在印度，陳韶第一次見到的餓殍。骨瘦如柴的餓殍倒斃街頭。便是陳韶知道身為軍校生的自己會成為軍人，在戰場上與敵人廝殺。但是餓殍卻讓陳韶感覺背後發涼，無法接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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